深圳一个大礼堂内,一位40多岁、举止优雅的女性正在向200名年轻人发表演讲。“学走路时肯定会摔跟头吗?”孙雨问道。“肯定,”许多听众大声回答道。这些听众都是富士施乐(Fuji-Xerox)旗下一家工厂的工人。
接着,孙女士像闲聊似地讲述了一个故事。说的是一名年轻英国男子在一家工厂工作,但就在父亲生病急需用钱的时候失了业。不过,有一次在参观大英博物馆(British Museum)时,这名年轻人看到了一幅照片,拍的是一艘饱经风雨的旧船。从此,情况开始好转起来。二三十年后,他已经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老总。故事情节也许较为曲折,但寓意却不言而喻:“生活,”孙雨高声说道,“就是一所挫折大学。”
孙雨并不是一位名人励志演讲家,她的听众也没有花大价钱来听她的演讲。她不过是日渐庞大的心理医生和心理治疗师队伍中的一员,与华南一些大型工厂合作,帮助那里的年轻打工者应对工作压力和成长的烦恼。
从某种程度上讲,这样做是为了帮助这些工厂留住员工。今年早些时候,渣打银行(Standard Chartered Bank)经济学家王志浩(Stephen Green)曾写过一篇名为《Wanted: 25m workers》的报告。报告称,当就业创造的速度超过新增劳动力的速度时,劳动生产率在中国将变得至关重要。关注员工的幸福感,还是对去年富士康(Foxconn)大型工厂发生一系列自杀事件的一种回应。规模庞大的富士康是苹果(Apple) iPhone及其它一些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代工商。
富士施乐位于深圳的工厂生产复印机和打印机。该公司2006年便非常有预见性地推出了一个针对该工厂工人的企业社会责任(CSR)项目。不寻常的是,该项目负责人并非高管,而是一位名叫刘美华的外来打工妹。刘美华表示之所以会设立这个项目,是因为生产团队抱怨称,许多年轻工人缺乏基本的沟通技巧。该项目的第一堂课就是“如何表达自我”。
刘美华表示,当时,她自己也不知道“CSR”代表什么意思。不过,尽管在管理术语的知识方面有所欠缺,但刘美华却用感同身受来加倍弥补。在公司对500名工人进行了调查后,她得出结论,许多问题并非因工作而起,而是由于工人的年纪太轻,加上远离家乡让他们内心感到迷惘。
的确,富士施乐各家工厂里听孙雨演讲的年轻人中,许多人一脸稚气,甚至可能是从学校逃学出来的。工人的平均年龄为20岁。孙雨表示,90后这一代“非常有创造力,但我们需要给他们指导,否则他们会在完全不考虑后果的情况下辞职”。她和同事们设计的课程范围广泛,从学习存钱和如何在一个新环境里交朋友,到如何与同事交流均有涉猎。
和蔼的富士施乐深圳总裁冈地俊彦(Toshihiko Okaji)称CSR项目的性质“就像一位母亲。如果他们遇到问题,那里会有人来聆听。”他表示,人力资源则相反,往往会被视为“训导”。“二者性质完全不同。年轻人在遇到问题时不会去找人力资源。”
富士施乐这家工厂的员工流动率已降至每年3.5%,可能是华南地区的最低记录。在华南,打工者不是从这家工厂跳到那家工厂,就是被内陆省份更靠近老家的新工作机会吸引走。
其它一些跨国企业也在采用类似的、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办法来管理年轻工人,以留住他们。伟创力(Flextronics)珠海科技园拥有5.2万员工,为微软(Microsoft)生产Xbox游戏机元件,也为其它一些电子制造商生产产品。该公司启动了一项“老大哥、老大姐”指导计划,为那些远离家人、难以适应目前工作和生活的年轻工人提供帮助。
工厂食堂的经营权已经从承包人手中收回,现在负责经营的是一群拥有酒店餐饮经验的人士。这意味着,这里食物的口味已大有改观,由此吸引了更多的员工前来就餐。该工厂还十分重视业余爱好竞赛,鼓励员工展示各种才艺,从书法到时装设计。不久前一场时装秀的主题是回收材料,包括用电路板和塑料包装来制作服装。人力资源总监雅耶什•梅农(Jayesh Menon)的办公室里就摆着一个非常显眼的立体派面具。该面具是由一名员工制作的,里面融入了消音器和护目镜等安全设备。
不过,上述举措的结果却一点儿也不抽象。2010年,华南工资水平大幅提升,伟创力珠海的员工流动率却下降了20%。梅农表示,流动率之所以会下降,是因为公司是从职业学校而非一般的劳动力市场招工。
伟创力今年3月份表示,将开始与中国一家非政府组织(NGO)合作,帮助农民工迎接成为工厂工人后的不同生活。
伟创力还与另一家NGO在珠海成立了一个珠海协作者中心,帮助打工者完成心理转变。记者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上午前去采访时,该中心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是伟创力的湖南籍员工,由此营造出了一种亲切感。一位身穿粉色防风夹克的年轻女孩说:“我刚搬到这里时,感到很陌生。我希望在这儿结交一些朋友。”截至今年年初,共有4万人接受过这个中心
的帮助,其中约80%都来自伟创力。伟创力的心理治疗师姜红燕认为,年轻工人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想家和“各种恋爱问题”上。
在富士施乐工厂的心理健康课结束时,这两点都表现得很明显。该课程从下午1点半一直持续到4点半,但孙雨在下课时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,称那些想私下里交流的员工可以打电话找她。几个年轻女孩子紧紧围着她。一个女孩在进入富士施乐之前,是在位于同一条马路上的富士康工厂工作。她离开富士康,是为了躲避与男友棘手的分手。她一边抽泣着,一边解释自己需要资助父母,因为不忍看到他们如此辛苦地在家乡田间劳作。22岁的宋超群(音译)则希望跳出包装工作,有朝一日能去教日语。她想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否已经走进了死胡同。“我还年轻,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……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公平,每个人的机会都不同,”她噙着泪水说道。
这些年轻的工人似乎需要一位女救星,而耐心到极点的孙雨基本上胜任了这一艰巨的工作。她表示,自己在多年前刚搬到深圳时,也感觉被人忽视:“每个人都要从底层做起。因为离家远,我们都会感到孤独和彷徨。但让我们坚持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,准备好抓住一切未来有可能降临的机会。”
这条建议似乎让围着她的那些年轻女孩平静了下来,这堂课在拖堂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,终于在一种姐妹情谊中画上了句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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